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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學研究 Yi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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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云南彝族土司制度的淵源

      作者:?楊甫旺 陳九彬 發布時間:2021-03-10 原出處:《楚雄師范學院學報》?
      彝族人網,彝族文化網絡博物館,yizuren.com

      ?摘要:土司制度是封建社會中央政府直接任用少數民族首領進行統治的地方自治制度,既是區域行政管理制度,又是納入大一統的中央政府管制體系的一種制度.就云南彝族土司制度的淵源,成形來看,大致是濫觴于秦漢,萌芽于三國,肇始于魏晉南北朝,唐代全面推行'羈縻'政策,宣告了土司制度基本成形,經歷了宋代對西南邊疆更加謙和的民族政策,到元代正式實行土司制度,其間共有800年左右的歷史。
      關鍵詞:土司;土司制度;羈縻;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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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紅河建水縣的彝族土司衙門(來自中國周刊)

      一、土司制度的濫觴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度,研究云南的歷史,特別是研究云南彝族的土司制度,不能不關注從《尚書》開始的所有關于中國歷史的典籍文獻,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把統治的目光投向南方、西南、西北和東北,并進行了相對有效的治理,具體說來就是從秦始皇開始,到漢武帝時蔚為大觀。作為祖國的西南邊疆,那個時候云南還屬于“蠻荒之地”。在這一片土地上的先民,他們的生產、生活以及他們的居住、宗教、禮儀、習俗又當如何呢?大體與司馬遷同時代的詞賦大家司馬相如就曾經深入其地,傳經授文,做了一番深入的體驗,但他畢竟不是史家,在他所存世的文字中,沒有留下多少關于“西南夷”的記述。唯有司馬遷的《史記·西南夷列傳》,方稱得上云南各民族歷史的開山之作。當然,這也只是就目前所存史料相對而言的。

      云南歷來為多民族聚居,在這片幅員遼闊的土地上,各世居或遷徙民族所共同創造的輝煌歷史,按照司馬遷對中國歷史的追溯,可以與“三皇五帝”時代相映生輝,可以融入中華民族共同始祖的文化淵藪之中。所謂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由此而有著多少種充分的證明。據有關史料記載,遠在商紂王時期,云南境內很多少數民族部落,就曾響應周武王的號召,北會中原參與討伐暴紂的軍事行動。當時,居住在楚雄州境內的濮和髳等部族就曾參與了這一次“孟津會盟”。所以,1962年郭沫若在楚雄小住,遍翻各種史志資料,留下了“濮髳北會無遺跡”的名句。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發生在公元前2世紀中葉的“莊蹻通滇”這樣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按司馬遷的記載,這些來自荊楚腹地的健兒,他們在云南境內,以滇池地區為中心,“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的歷史過程,極大地改變了云南特別是滇中地區的民族群落和文化生態。

      研究中國土司制度,從空間上說,所涉及的區域十分廣泛,就東北而言,有黑龍江、遼寧、吉林,至于北方,內蒙古等地當是勢所必然;而在廣袤的西北,新疆、甘肅、寧夏的各民族,他們由于生存環境的惡劣,勢必要有一種有利于大一統的政治制度以安定之;祖國南方,物產豐饒,環境宜人,但往往山高水險,因此,從湖北以南,到湖南、廣西、廣東等地,各種世居民族群落,歷史上形成了相對封閉和獨立的生存狀態,在這樣的區域內,土司制度的淵源十分深遠。當然,最紛繁復雜的還是西南地區,除了青藏高原以外,所涉及的省份,有四川南部金沙江流域地區和西部青藏高原邊緣地區、貴州和云南全境。從封建中央王朝正式實行土司制度開始,這一廣闊區域內土司的家數,幾乎占了全國土司的一半以上,從“莊蹻通滇”到諸葛亮南征,云南境內實現了兩次較早的規模巨大的民族融合,邊疆與內地的聯系也更加緊密了。關于土司的種種研究表明,很多土司世家雖然屬于當地世居民族,但是,世居部族群落很多,為什么偏偏是他們這一支發達起來了呢?其中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便是較之其他家族,他們更能兼收并蓄,努力吸收各種特別是來自內地的先進文化。他們對內地生產技術和生活方式的認同,特別是對大一統封建中央王朝的認同,不但是能夠發展壯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后來能夠受到朝廷封贈的前提。

      云南境內的各少數民族,他們當中的杰出人物,其豐功偉績為世人所稱頌的地方很多,比如地處彝區姚安高氏一脈,他們的“武功”自不必說,就“文治”而言,尊文崇禮、開啟民智、教化惠民等方面值得稱道的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他們在安定邊疆、維護祖國統一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貢獻。武定彝族鳳氏土司屬于云南境內級別較高的土司,但這還不是他們最值得炫耀的地方。從唐迄宋,貫穿了整個南詔、大理國的始終,武定土司所由和所本的族群——羅婺部,號稱“三十七部”之首,那樣的風光和榮耀,曾為多少史家所驚贊不已。即使如此,他們這一族群的興旺發達,是伴隨著安定一方、維護祖國統一這樣一種治理方略而得以實現的。當然,關于武定土司的種種武功和政績,關于他們充滿傳奇色彩的興起、昌盛和分流,對于滇中、滇北整個地域的歷史,對于云南歷史上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件的促成和影響,都有很多值得大書一筆的地方。

      從元迄清,中國土司制度的形成和演變,絕不是偶然的。根據有關專家研究成果,中國土司制度的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即中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形成時期。伴隨著秦王朝的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宣告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向東、南、西、北方面輻射,在數千里之遠的疆域逐漸被定位、成形。疆域遼闊,幅員深廣,在這樣一個征服和凝聚的過程中,建置問題也逐漸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據《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百官志五》等史料記載,秦漢時期,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被征服和歸附以后,所設置的大大小小屬國為數眾多,而在這些屬國的邊緣地區,便設“道”以治之。龔蔭先生說中國土司制度“濫觴于秦漢”[1](前言),就是基于這種情形的。

      二、彝族土司制度的萌芽

      在歷史的漫長歲月里,不時爆發的社會危機和歷史動亂,迫使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們對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首領刮目相看。他們認為,這不但是一支可資利用的重要力量,而且其所統治的區域,是國家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是他們擴張勢力的大后方。這種戰略思想,在三國時期蜀漢的統治者那里體現得尤為充分,就云南滇中、滇東和廣泛的金沙江流域地區而言,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的歷史事件可謂深入人心。這次南征所要征服的地區,主要是金沙江流域的彝族聚居區,這些地方雖然在秦漢時期就已納入中國版圖,如分別于西漢元狩(前122―前115年)和元封(前110―前105年)年間設郡置縣的楚雄州境內的大姚縣和姚安縣,但是中央王朝的統治基礎并不是很穩固,部落酋長和領主勢力仍然是大部分地區的實際統治者。這些世居民族的部落首領據地稱王,雖然也能大量吸收內地先進文化為我所用,但大多桀驁不馴,不服王化。待到蜀漢政權退據成都,難以再向外擴張之時,諸葛亮便選中了“南中”地區為自己的大后方,選中了征服土酋勢力為我所用的戰略方針。

      郭沫若說楚雄“諸葛南?征有舊營”,當非泛泛之論。現在全州各地,皆有關于諸葛亮南征的故事和傳說,諸葛營盤和后人為祭奠這位政治家所修的祠廟更是比比皆是。當時,諸葛亮所要征服的“南中大姓”諸如孟獲、高定、雍闿之屬,便是這一地區土酋勢力的代表,也是很多彝族支系所追認的先祖。從秦漢至三國,邊疆民族地區的部落酋長以及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南中大姓”,開創了西南邊疆土司的基業。所以,史學界認為,三國時期是中國土司制度的萌芽時期,絕不是偶然的。三國時期南中地區的“渠率”便是土司的雛形,他們為自己的部族所擁戴,同時接受朝廷的封贈,扮演了朝廷命官和部落酋長的雙重身份。

      史學界把三國時期作為中國土司制度的萌芽階段,不是沒有根據的。姚安高氏作為元明清時期楚雄州境內官階最高、影響最大的土司之一,與武定鳳氏并駕齊驅,絕非偶然,他們的始祖高定,雖然沒能沾上“土司”之名,但實際上有過之而無不及。諸葛亮南征之際,各路土酋群起奮力抵抗,不為別的,只因為自己的領地、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脅。能夠抵抗諸葛亮率領的蜀漢大軍,所需要的不只是勇氣和膽略,更是實力。當時,孟獲、雍闿有這個實力,高定也有這個實力。而相對來說,他們當時所具備的雄厚的軍事實力,是后來子孫所望塵莫及的。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土司制度萌芽階段,像高定、孟獲、雍闿這樣的“渠帥”,皆屬于“南中大姓”。三國時期的南中大姓,是歷史的產物,也是云南歷史上的一種獨特現象。雖然他們的實力,拋除時代的種種局限,可以說絕不亞于后來實至名歸的土司,但他們僅僅是土司的雛形。他們的出現,再一次說明了在大一統封建王朝的背景下實施土司制度的必然性。也許,出于對祖國統一和邊疆穩定的考慮,封建王朝所實施的不一定叫土司制度,關于“土司”的稱謂完全可以換一個名稱,但那也只是一種形式,一種表面文章罷了。從濫觴、萌芽到實際實施,土司制度的產生,在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中國,出于穩定邊疆、祖國統一需要,有著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其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其對歷史做出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

      南中大姓的出現以及后來南中大姓對云南歷史所產生的影響,歷來為史學家所關注。秦王朝開創了中國大一統封建王朝的局面,漢朝在此基礎之上不斷發展。其在建置方面的貢獻,便是對邊疆民族地區設“道”,設置屬國;同時,全面實行郡縣制。這樣一來至少在云南境內,歸順的部落首領和各路土酋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和封贈。他們的勢力也基本保存下來并不斷壯大,這是南中大姓產生的直接緣由。彝族土司便是一直行走在這條道路上,并由于自身的開拓進取和優越的地理條件而不斷發展壯大。

      三、彝族土司制度的初始

      研究云南彝族土司,需要一個大背景,一個大的維度,那就是整個中國土司制度。中國土司制度的濫觴、萌芽,揭示了實行土司制度以穩定邊疆、維護祖國統一的歷史必然性。雖然在那樣的時候,還沒有“土司”這個稱呼或者這個職銜,但是,歷代封建朝廷和一些有為的政治家對他們重視的程度以及他們所發揮的作用,與后來的土司大體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就是,沒有一套系統而穩定的制度,把他們規范在制度的大框架中,讓他們認清自己的位置和使命,井然有序地履行自己的職責。所以,盡管從南中大姓、少數民族部族首領到真正能夠司其職、履行使命的土官(土司皆有官名,分文武兩類,且職級有別),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所經歷的歷史變遷實在太多太多了。我們必須進行一番時間上的觀照,真正視其為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全面而動態地揭示其一條或者幾條有價值的線索,才能稱之為研究成果。

      在秦漢以前,云南境內的少數民族,無論他們是遷徙還是世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依靠優越的能夠保障其生存的自然環境獨立自足,據地稱雄,能夠參與到一些更大的歷史事件中而又不服王化。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部族首領或者土酋,其所轄地盤與后來土司的領地沒有多少區別,而其軍事實力,也大體這么回事。可是,我們又為什么不把土司制度的濫觴推得更為久遠,推到秦漢以前呢?現在人們研究歷史,不論重大事件、歷史人物還是一些引人注目的歷史現象,都喜歡往更為久遠的時間維度上推去,認為愈古老的東西就愈能顯示自己,就愈有價值,這種人為的對歷史的圖解不是科學,斷然不可取。

      中國土司制度是與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相適應而產生的。秦王朝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封建割據,開始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王朝。在此基礎上,漢代從疆域、體制到意識形態都加強了大一統封建帝國的統治,為達到這樣的目的,他們不但在邊疆民族地區設郡置縣,而且根據各地不同的實際,行政設置與重用部落首領結合起來,充分發揮他們的影響力和作用。這對于加強朝廷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控制和邊疆的安定,意義非同凡響,影響十分久遠。很多舉措受到后來的統治者高度重視,并引以為是穩定邊疆的有效措施。于是,在一千多年以后,一個北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于燕京建“大都”,開創了元帝國的基業,土司制度也隨之成形并付諸實施了。

      這里所要弄清的一件事,便是從秦漢開始,在土司制度正式實施以前的那一千多年漫漫的歲月里,并非中央政權一廂情愿地實施封贈少數民族部落首領和各路土酋,就能得到他們的認同和擁護,有時候這樣的選擇是雙向的。

      從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朝廷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武力征服行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統一”的過程,何嘗不是一個征服與被征服的過程呢?關鍵在于征服以后,邊疆是否穩定,生產是否發展,社會是否進步。也許秦王朝的統治者們還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朝廷就在危機中分崩離析了。有漢一代,從高祖到文帝、景帝,再到武帝劉徹,都不能置這一根本性的問題而不顧。于是,他們一面向邊疆民族地區,向云南和滇中地區派遣郡守和縣丞,一面對民族首領采取安撫政策,賜予他們爵位和官階,把他們的思想逐漸規范到立德、立功、立名的儒家意識形態中來。[注]這樣,從被征服者的不屈與仇視,到出于儒家思想的價值體系所表現出的自覺自愿,封建王朝完成了對一些民族地區的思想統治和政治統治。邊疆穩定,大一統中國的格局由此而逐漸定型了。

      在這方面,云南有代表性的武定彝族土司以及姚安的高氏土司,他們對大一統封建王朝的認同以及他們之中歷代的有識之士,主動選擇了對這個體制的擁戴和維護。一方面,他們要保一方安定,促一方發展,并認為唯有如此,才能保住祖宗的基業,才能保全這一族群的榮譽和前途;另一方面,儒家的思想,特別是其中的功名思想,已逐漸為一些明智的代表人物所接受,他們認為只有依附于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這個基座,才能體現自己的價值,實現自己的理想。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當然是榮耀了千年之久的滇中高氏家族以及后來的姚安高氏土司。但是,作為一個古老而顯赫的民族群落,武定彝族土司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為了維護祖國的統一,為了保證邊疆的安定,他們的功績和貢獻,屢屢得到朝廷的稱贊和表彰。明初由朱姓皇帝御賜“鳳”姓,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所以說,從秦漢開始,至元明清時期近兩千年時間,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國土司制度得以濫觴、萌芽、成形和正式實施,是一種雙向的選擇。土司制度之所以在邊疆地區得到大部分民族首領和各路土酋的首肯和擁護,是因為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這一制度所產生的積極意義和深遠影響,使他們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從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祖國統一,邊疆安定,不但是大一統封建王朝最高統治者的需要,也是邊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三國時期,南中大姓經過與蜀漢政權的一場慘烈的沖突以后,慢慢地歸附和認同了。正因為如此,這些大姓家族逐漸成為地方勢力和民族群落的代表,宣告了云南境內土司制度由濫觴、萌芽到初步形成并且引人注目。其他地方的情形,也大抵如此。

      在兩晉和南北朝時期,武定彝族土司的先祖,他們的古老歷史和輝煌事業,也到了一定的關鍵時刻。對此,很多史料,特別是常璩《華陽國志》都有所觸及。可以說,從三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后來威震一方的羅婺部的先祖們,他們在萌芽狀態的中國土司制度的大背景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如果說,茫茫的烏蒙山西部區域是他們自然的生存空間,那么這一時期,歷代統治者們所采取的一系列靖邊的安撫政策,便是他們政治的或者社會的生存空間。可惜,一些彝族學者在論及這一段歷史時,往往無視客觀存在的地理環境要素,特別是大一統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的要素,把羅婺部的歷史孤立和封閉起來,這是斷然不可取的。

      據《宋書·州郡志》記載,在東晉以后,宋、齊兩個王朝期間,根據少數民族地區服飾左衽而設“左郡”“左縣”的不在少數。對少數民族以服式或者以發式相稱,在很多古代史書中,可謂一種常見的沿襲。比如至少在商、周之際,楚雄境內的一支少數民族,因其頭發齊眉掩面,而被稱為“髳”。髳是整個西南地區八個較大的少數民族部落之一,并且據專家考證,很可能與云南境內人口較多的幾個少數民族特別是彝族有關,或者說他們就是參與創造了元謀大墩子和永仁菜園子新石器文化遺址的彝族先民。牟定古稱“髳州”,當是“髳”居住地之一。當然,遍查各種史料,古代滇中地區少數民族左衽者有之,而“左郡”“左縣”的地名尚未發現,而這些由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其民族首領當然就是郡、縣的軍政長官。

      結合《宋書》所載,證之以《南齊書·州郡志》,朝廷以族名而設郡縣,諸如“獠郡”“俚郡”者不在少數,大量的少數民族首領受到重用,成為郡守和縣令。也許,這種建置與云南境內的少數民族有著直接的關系,因為無論“獠”“俚”,多半就是南方主要是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現在金沙江南岸很多地區的彝族支系,其自稱就有“俚”字。俚濮或者俚頗,在今武定、元謀、永仁境內,幾乎成了彝族、傈僳族的統稱。武定環州彝族土司,與此淵源最深。可以想見,這些地區的彝族首領,在南北朝時期,又是何等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視。雖然在后來的歷史典籍之中對他們有不少稱謂帶有不尊或污蔑,如“獠”,但是,他們在自己首領的統率下,確實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正因為云南境內,各地土酋勢力迅速壯大,待到南北朝結束,隋王朝面對云南各地群雄爭霸的局面,急忙用兵彈壓。隋文帝派大將軍史萬歲出征云南,實現了朝廷對云南局面的全面掌控。各路土酋,如要保住基業,就只能對朝廷俯首稱臣,然而這樣一來,不但其實力得以保存,而且獲得了相應的封官贈爵。也許,這更是中國土司制度的開始,只不過是有其名無其實罷了。

      有唐一代,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對邊疆民族地區的統治得到了加強和鞏固,其對少數民族首領的關注和重用,更是為后來的土司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西南邊疆,在云南境內,在滇中和楚雄州的大部分地區,“即其部落列為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注]。這便是著名的羈縻制度。在這樣的制度和政策之下,邊疆民族地區的各路土酋,紛紛俯首稱臣,奉獻納貢。此時,武定彝族作為始祖阿普篤慕的后裔,作為“六祖分支”后最為強盛的一支,開始步入羅婺部的輝煌時期。可以說,盡管在秦漢時期,特別是三國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武定的彝族作為這一區域最有實力的世居民族,曾經把這一民族推向了一個輝煌的巔峰時段,但是,由于動亂不已,朝代更替頻繁,他們的生存并非易事,發生的爭斗大多皆為生活、生存,而只有到了唐代實行羈縻制度,才真正出現一片和平的祥云所籠罩的天空。

      關于由唐朝一手扶持可是后來又與朝廷反目成仇的南詔政權,所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了。這里所要強調的是南詔國的建立,是唐王朝羈縻政策的結果,是唐王朝出于對整個西南地區的戰略考慮,一手操縱和重點扶持的結果。“詔”是一個部落,或者部落群體,當時在滇西地區,在洱海和西洱河流域,共有“六詔”。朝廷刻意扶持以今巍山縣為根據地的“南詔”,[注]是因為南詔彝族奴隸主最有親唐傾向,更為可貴的是,他們有著兼容并包的心態,最具開放情懷,努力接受內地先進文化,認同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從一方奴隸主一躍而成為方國之主,成為云南境內最大的“王”一級的“土司”。這一段歷史,可謂風生水起,極盡輝煌,而誰又能夠料想,聲名遠震的南詔國主,在中國土司制度的濫觴和萌芽時期,甚至更早,他們的祖先與武定彝族土司的先祖,竟是血親兄弟呢?他們同是阿普篤慕的子孫,同是彝族功業最為輝煌的兩大支系,一支在滇西與滇南的結合部,另一支在烏蒙山西部邊緣的金沙江南岸地區,迅速崛起,成為唐代云南歷史最具神秘色彩的一幕,成為中國土司制度史上最值得大寫一筆的重頭戲。可是,在更多時候人們往往只論南詔而不談羅婺部,這不能不是一種遺憾。

      四、彝族土司制度的成形

      根據各種史料所載,南詔時期,云南境內各路酋長和各部落首領的勢力仍然十分強大。朝廷扶持南詔,對穩定邊疆、營造安寧的形勢,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云南邊疆安定,境內各民族能夠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特別是在文化教育和開發民智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和繁榮,歷歷可數。唐王朝所采取的羈縻政策,具有劃時代的積極作用和進步意義,為后來的土司制度正式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秦漢至三國、魏、晉、南北朝,至唐朝蔚為大觀,歷代王朝所實施的羈縻政策,實際就是元代開始實施的土司制度的先聲。所以,從唐朝開始,中國土司制度實際上也就成形了。漢武帝拓土封疆,極大地加強了對西南地區特別是地處邊疆的云南省的統治,其所采取的很多統治措施,實際上就是羈縻政策的先聲。根據史料記載,漢武帝最大的舉措,就是在貴州封了“夜郎王”,在云南封了“滇王”,而在“王”之下,所封的“侯”不勝枚舉。所有受封的王、侯皆是當地的少數民族首領。從這個意義上說,王侯一級的土司,在西南地區,在云南境內,由來已久,當然,隨著朝代的更替以及朝廷勢力的時強時弱,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往往出現一種放松甚至放任的狀態。于是,各路土酋之間,為爭城略地而發生的戰亂此伏彼起,各族人民苦不堪言。正是在這樣的局勢下,唐王朝在云南境內羈縻政策最有歷史意義的一著,就是扶持親唐并且驍勇善戰的南詔蒙氏。

      關于彝族同源而異流的說法,似乎已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所謂“源”,便是《六祖史詩》[2]等史料記載的他們的共同始祖阿普篤慕。據說,這位始祖最早居住在昆明滇池一帶,后來因為洪水泛濫,他便率領整個部落來到了烏蒙山區的樂尼山。看著子孫滿堂,家族興旺,始祖做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決定:舉行六子分支儀式。阿普篤慕始祖共有六個兒子,分別是武、乍、涅、侯、布、默,這便是彝族的“六祖”。關于六祖分支,所涉及的人物、地域、事件非常之豐富,長子“乍”和次子“武”二支,就居住在以烏蒙山為腹地的云南境內。后來,二子之間為爭奪地盤而發生戰爭,“乍”一支系獲勝,保住了武定一帶的地盤,戰敗的“武”一支系,只能向西南方向遷移,最后在巍山一帶定居。這一支彝族,便是南詔蒙氏的由來,歷史上稱他們“蒙舍細奴邏”。

      自“六祖分支”以后,“乍”一支成了武定、祿勸一帶世居的彝族。武定彝族源遠流長,武定彝族土司深遠的歷史是其他地區的彝族都無法比擬的。唐王朝扶持的南詔蒙氏,論其淵源當與武定羅婺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不但同為彝族,而且祖先還是兄弟。當唐王朝授南詔首領皮邏閣正二品官階,官名“特進”,后又封他“臺登郡王”的時候,“乍”一支的后裔,被稱為“羅婺頗”,在始祖的發源地,在“六祖分支”的附近繁衍而呈現一派興旺的氣象。

      隨著羈縻政策推進速度的加快,朝廷加封皮邏閣為“云南王”,并封其子閣羅鳳為陽瓜州刺史。[3](P14)陽瓜州為蒙嶲詔故地,蒙氏一支彝族的發源地。不久,朝廷派嚴正海率部入滇,與皮邏閣父子一起,共同策劃收復洱海和西洱河地區事宜。據歐陽修《新唐書》等史料記載,由于唐王朝的鼎力支持,皮邏閣、閣羅鳳父子親率大軍發起了一系列軍事行動,分別攻占石和城(今鳳儀),取石橋城(今下關),奪太和城(今大理),占大釐城(今喜洲),筑龍口城(今上關),全面占領了西洱海舊地,后又出兵削平“三浪”,占領“河蠻”屬地,敗越析詔,盡轄其所屬區域。到了天寶末年,南詔終于在朝廷的支持下,在驅逐土蕃勢力的同時,統一了六詔,一舉成為方國之王,成為云南境內最大土司的先聲。[注]龔蔭先生認為中國土司制?度成形于唐宋,其所據當然不止于此,并且,那也是就全國而言的。《新唐書·地理志》云:“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注]按部落“列置州縣”,即按部落的規模與部落首領的地位和威望,設州置縣,歷史又稱羈縻州、羈縻縣,部落首領當然就是這些州縣的最高軍政長官了。故而,以都督和刺史相稱,所強調的就是其中的軍事色彩。唐朝按前代的慣例,在一個大的行政區域內,設置“道”一級的機構,道的最高長官是節度使。節度使的權力很大,軍政大權一手把持,并且軍事色彩十分濃厚。當時,云南的大部分地區,朝廷所設置的羈縻州縣,皆屬劍南節度使所轄。

      按照《新唐書》所說,當時,朝廷在邊疆民族地區設置羈縻州縣的同時,還在規模更大、更具影響力的民?族部落范圍內設置都督府。就云南而言,當時滇東、滇南、滇中、滇西皆有都督府這樣的羈縻機構存在,而楚雄州境內則是設在元謀、武定一帶的縻州都督府。充任都督的皆為當地民族首領,類似后來所謂的“土官”[4](P48)。隨著南詔政權的崛起以及朝廷與吐蕃沖突的加劇,中央政權加緊了對云南的控制,很多羈縻性質的都督府及州、縣被廢棄,大批流官來到云南各地上任。如楚雄州境內的縻州都督府,因土酋相互之間的戰亂而廢棄之后,朝廷重置姚州都督府,仍屬劍南節度使,其都督和所有要職皆由朝廷命官擔任。說到底中國封建王朝所實行的土司制度,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削弱和消解一切異己力量,為我所用,從而在根本上加強中央的集權統治。當然,這一切符合古代中國邊疆實際的制度和政策,對于邊疆安定和國家統一發揮過積極作用,對于邊疆民族地區的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總之,到唐代全面推行的羈縻政策,宣告了中國土司制度基本成形,再經歷宋代對西南邊疆更加謙和的民族政策,到元代正式實行土司制度,其間共有800年左右的歷史。唐宋之際是武定彝族土司發展和壯大的關鍵時期,彝族宗祖“乍”一支在這一片土地上生存繁衍,不知發生了多少次部族之間的爭斗和戰亂,不知經歷了多少次自然災害,但他們仍然走出困境,并日益強盛起來。唐初云南境內戰亂頻發,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天寶戰爭。在那場給滇中、滇西地區帶來巨大災難的戰爭以后,強盛的唐王朝開始衰落,彝族蒙氏一支開創了南詔地方政權。

      原載:《楚雄師范學院學報》 2019年第1期。
      文字來源:“彝學”企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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